宏琳配资互联网是种彻底的噪音，记者是记录真相还是噪音？

西班牙著名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年轻时在一家巴塞罗那电影杂志社当记者。作为记者，他本该去采访各路电影明星或导演，然而出于某种文艺青年独有的偷懒创造力，他开始胡编乱造，于是他“采访”了马龙·白兰度，“采访”了安东尼·波吉斯，“采访”了帕翠西亚·海史密斯，文章一篇篇发了出去。比拉-马塔斯认为编辑应该完全知道这些采访是一派胡言，因为他“根本不会说英语”，怎么可能真的采访这些人呢？

倘若不是后来比拉-马塔斯把混淆现实与虚构当作自己的独创文学手段加以宣扬，这些假新闻永远不会被“打假”，因为有几个读者真的会质疑马龙·白兰度是否“讨厌嬉皮士，因为他们就喜欢躺在高高的草里睡大觉”。

翁贝托·艾柯在他1990年代的文章《纯法西斯主义》（Ur-Fascism）里写道，1943年7月，他妈妈让他去报摊买份报纸，他头一次发现每份报纸上写的东西竟然是不一样的，不仅不一样，他甚至发现意大利竟然存在除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以外的其他政党，不只有一个，竟然有好多个。这一天，在如此的噪音当中，11岁的艾柯第一次认识到他之前读过的所有新闻都根本不是事实。后来艾柯又把自己对新闻的童年记忆写到一本叫《创刊号》的小说当中。小说里一份叫《明天》的新闻报纸声称自己报道一切“事实”，实际目的却是不报道任何事实，甚至它若要成功，便不能出版，因为所谓的事实倘若真有价值，则可用来要挟勒索，倘若做不到后者，则毫无疑问不过是噪音而已。

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宣告了人类新的信息消费理念——想要得到所谓的“事实”，我们要从“绝对噪音”开始，这种噪音还必须越噪越好，紧接着我们要用一个生物人一辈子都用不完的电量进行“去噪”，最终我们才能得到某种人类认识最表面的象征，比如人和狗的区别。人们错误地认为一个合格的记者做的是记录真相的工作，实际上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完美记者做的应该是记录噪音的工作，最接近事实的报道理所应当像社交网络的数据库一样混乱不堪。而越不像噪音的、越干净的叙事，则越有可能是有目的的谎言。

在唐纳德·特朗普把“假新闻”变成感叹词之前的成千上万年里，毫无疑问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阅读假新闻、生产假新闻、传播假新闻、阐释假新闻、斥责假新闻、享受假新闻。没有什么比八卦与长舌更接近人类最初的本能，以讹传讹对人类并不构成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麻烦。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仪式化一般印在报纸上的白纸黑字必然是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媒体把“权威”二字挂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当自认是“权威媒体”的记者用他或她（或如今可能要用“它”）不可避免的主体性进行十分主观的去噪过程，甚至根本不从噪音起步，而是从自说自话开始，这样的“权威媒体”究竟是种什么形式的存在？他们倘若为写作新闻甚至提供规范与指南，则是否他们也同时具备判断新闻真假的权力？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教授安迪·图赫尔（Andie Tucher）2022年出版的《谎言与真相——美国历史上的假新闻与假新闻业》一书，试图从美国报业史的角度看待“假新闻”这个话题。这首先当然把问题缩小并改变，因为就像图赫尔书里的各个时代的新闻行业故事所示，美国报纸或报业从未试图追求真相。这丝毫不令人意外。

图赫尔把报纸的历史追溯到1690年殖民地的“简报”，这些“简报”如其名，更像官方的公告板，哪怕一些印刷商想效仿欧洲，印些耸人听闻的小故事卖几分钱，也必须得到英国王室的准许，不然便是非法行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本杰明·哈里斯的英国“再洗礼派”教徒，想要印刷他所认为的真相。这位激进异见人士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也很自然一开始就被扣上了“假新闻制造者”的帽子。像所有有目的贩卖信息的人一样，他一边发些反政府的宣言，一边为了卖报，在自己的报纸上印路易十四与儿媳有不检点行为之类的假新闻，一边作为垄断印刷厂的老板，还给官方印报纸赚印费。之后几百年的美国新闻史当然永远逃不过这个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渠道控制套路。

到了19世纪，报纸越来越多，新闻工作者开始把自己当一回事，尝试对自己进行某种职业约束，比如编写有关如何写新闻的指南性质的文档。可以看出来，图赫尔作为新闻学者，真正关心的是21世纪最要命的话题——如何判定新闻的真假以及如何约束新闻从业者，使得他们不去编造假新闻。但这是个逻辑伪命题，因为倘若一个记者采访一个骗子，则很难说是记者在写假新闻，而如果一个记者处心积虑编出一条新闻，它甚至有可能是真的。对于新闻来说，真假的边界完全不清晰，但对卖报来说，什么是好新闻的标准在任何年代都十分清晰——耸人听闻便是好新闻，人咬狗就能卖报纸。图赫尔写道，1874年的《纽约先驱报》甚至编造了一条野生动物逃离纽约中央公园咬死49个人的长文，把细节写得毛骨悚然，把读者吓得心惊胆战，只在文章最后用一行小字顺便提到这是个玩笑，引来同行的强烈鄙视。

这样的行为自然是粗鄙不堪，不是正经人从事的行业。到了20世纪，新闻工作者把自己更当一回事，所谓“严肃记者”的概念出现了。黄色小报和严肃大报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赛道。图赫尔说：“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严肃报纸逐渐获得管辖世界事实信息收集、核实和传播的社会任务之权。严肃报纸建立了一些标准和道德准则，强调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承诺承担责任。”“严肃报纸越来越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报道是一种特殊技能，需要特殊的知识和训练，而学院和大学是学习这种技术的合适场所。”“严肃报纸也在向那些有思想的读者宣传一种新的契约，解除他们的传统责任，或者说，传统的机会，即让他们自己决定愿意相信报纸上的哪些内容。决定真相的责任从读者转移到了报纸，从民众转移到权威专家，报纸的功能不像是亲密对话的伙伴，而更像是一个讲师，客观冷静地向潦草写画的学生传授智慧。”

图赫尔的描述准确又实在让人感到恐惧，她当然很清楚这里最基本的矛盾——“任何造假的报纸都不可能是严肃或专业的，而专业的报纸则永远不造假”。在“严肃”（在美国，其实际意思是报纸由有地位、有文化、有品位的社会名望家族出资并管理）的保护伞下，一家报纸可以把所有错误归结于用人不当，把所有偏见归因于读者需要再教育，甚至把对报纸出于政治目的需要攻击的对象，华丽丽地变成负面特写报道的主角。

图赫尔举的例子里，很有趣的是《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杜兰蒂在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政府有着相当好的关系，他采访过斯大林本人，拥有上等的衣食住行与社会地位，通过在苏联的新闻报道得过普利策奖，也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在苏联因为计划经济导致饥荒的报道出现在其他报纸之后，杜兰蒂在《纽约时报》上否认饥荒传闻，说自己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是事实。虽然杜兰蒂后来被认为是一个糟糕的、不诚信的记者，但我们同时也很难想象一个每天在莫斯科吃鱼子酱的美国记者会被带去观摩闹饥荒的乌克兰农村。一个人因其所处环境产生的盲区，足以使其制造出事实意义上的假新闻，也因此，所谓的严肃和体面与新闻的真实程度并没有内在关系。

再后来，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另一种新闻形式，也就是汤姆·沃尔夫与杜鲁门·卡波蒂的“新新闻流派”，一种半虚构文学。沃尔夫和卡波蒂严格意义上说更像是小说作家，哪怕就性格而言，什么AP新闻写作指南之类八股文约束，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增加噪音的工作，可能报道当中很多细节经过想象力的渲染，但这种渲染好像在纪录片里插入一些仿真画面，反而可能比现实对读者理解场景更有帮助，毕竟，就像图赫尔所说，“主观性意味着永远不必说对不起”。

虽然图赫尔在整本书中还是做到了保持中立的语言，她确实在一所为美国最权威的左翼媒体提供新记者培训的学院工作，也可以说是在20世纪获得至高无上地位的权威媒体最为虔诚的信徒。图赫尔也很清楚，在2020年代，“权威媒体”在社交网络上可能已经变成一句骂人话。曾经读者与权威媒体之间的体面契约以及被自己信任的报纸教育（哪怕是做填字游戏）的愿望已经不复存在，这不是因为特朗普，也不是因为社交媒体高度娱乐化的黄色小报气质使得严肃报纸像是无人问津的黄脸婆。真正的原因是，互联网是种彻底的噪音，而噪音是少数分不出高下贵贱的东西，因此与互联网的全民普及同时到来的是它的阶级拌匀法。传统中产阶级以上的知识分子不再被赋予信息去噪的权利，今天TikTok上的任何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穷人都可以有这个权利，而这个人自己同时也是噪音的一部分。噪音从未如此庞大，这是前所未有的、可以用机遇来形容的东西。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混沌。